1983年3月，北京市新华书店在王府井大街设立读者接待站，十多家书店经理在这里直接听取群众对图书发行工作的意见

　　书店是城市的文化灯塔，是传承知识文化、庇护精神世界的重要场所。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文化传承，还是大众层面的精神需求，书店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中国，书店出现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华书店经过一系列整合，成为国有独家图书发行机构，此后不断发展壮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民营书店的迅速崛起，实体书店的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在数字化时代，书店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将以基层视角和持续观察，梳理中国书业的发展脉络，探寻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路径和历程。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78年3月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开会，要求对“十七年”出版的图书进行重新审读、修订，以迅速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批重印的图书包括《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子夜》《家》《春》《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悲惨世界》《神曲》等。这些图书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5月1日清晨，全国29个省会、首府新华书店主要门市部人山人海，书店甫一开门，读者们满怀欣喜的心情，涌向久违的中外文学名著。上海50多个门市部当天就销售了15.5万册中外名著，《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东周列国志》《宋词选》《子夜》和《艰难时世》位居销售前列。5天内已发行的29种中外文学名著销售40多万册（部）。

　　新华书店稍后出版的《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杂志乃至“数理化自学丛书”等都是市场的紧俏品种。

　　随着35种中外文学名作的大量出版发行，“向科学进军”等一系列图书的读书热潮掀起，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华书店开始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搞好整顿，大力提高发行质量；掌握图书供需规律，缓和供应紧张状况；利用经济规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培养发行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整顿工作等。新华书店开始向“六好企业”（发行质量和服务质量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好）的目标继续努力。

　　1982年7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明确要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简称“一主三多一少”。这个政策的出台，打破了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特别是批发权的专属，出版社开始享有图书的印数权、总发行权，同时也有了退货的压力。

　　1983年6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国务院首次对出版工作作出重要决定，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要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要发展集体和个体的发行网点，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截至1999年，全国非国有书店达35282处，一般书籍销售额已与新华书店平分秋色，并从此开始上升。推行寄销、试销形式的多种购销形式则因为加大了总发行单位的经营风险，基本上没有成功。

　　1984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向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提出了包括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扩大基层书店资金使用权，门市推行开架售书等改革措施。

　　1987年，总店取消对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指导权，成为图书批发企业，各地新华书店开始各自奋战。

　　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在完善和发展“一主三多一少”的基础上推行“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这一政策的出台，被视作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开始。

　　这一政策在具体推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放权承包导致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放开批发渠道使一些集体书店在拥有批发权后从事买书号出书、盗版出书等非法出版活动等。

　　199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对“三放一联”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搞好治理整顿、促进出版繁荣的精神。此次会议对“三放一联”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要求继续予以贯彻执行。

　　1994年11月，广州购书中心的开业被誉为“神州第一书城”的起步，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书城，售书空间达15000平方米，可陈列10万种以上图书，开启了全国建造超级书城的序幕。

　　1995年1月12日，中央会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同年4月12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该《报告》。这个政策的出台，是1982年“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是一种完全打破原有框架、格局的举措。

　　1996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和完善图书市场网络体系，重视批发市场建设；推行多种购销形式，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加快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加强农村发行，繁荣农村图书市场。“三建一转一加强”的推行，标志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

　　“三建一转一加强”提出建立批销中心，组织现货批发。新华书店各发行所、省级发货店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新华书店先后创办了120余处批销中心，一些大城市也设立了图书批发市场，出版社发行部门和其他图书批发单位集中在市场内开展现货批发。

　　1996年11月，全国第一家正式以“书城”命名的大书店深圳书城，作为全国第七届书市的开幕地，首创全场开放式、自选式超市经营方式。1998年12月，上海书城的建设是上海文化设施建设的一部分，标志着上海图书零售业进入“大书城”时代，书城采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200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推进和规范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的若干意见》《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从连锁经营网络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工作重点、重视物流配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和人才培养、改进对连锁企业的审批与监督、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造等多方面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在3年之内，即在我国履行WTO有关条款、全面开放图书市场之前，分阶段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务。

　　2003年5月1日开始，我国首次允许外商在国内设立书报刊零售企业，意味着中国书报刊零售市场的全面放开。

　　2003年，各地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事转企”开始启动。到2007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同时，股份制改革迅速开始。

　　2004年5月，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逐步付诸实施，新闻出版总署对民营资本放开总发行权，民营书业获得了与国有发行业同等的待遇。

　　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正式开启了新世纪中国全民阅读的新征程。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上市融资；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现代流通技术和手段；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

　　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继上海新华传媒之后第二家上市的中国图书发行企业……由此，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纳入了整个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运作，逐渐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

　　2008年年底，各地累计建成农家书屋38万家。2011年，农家书屋建成50万家。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轰轰烈烈的各类订货会、书市、书展在卖书难的背景下不再延续，在各地大型书城纷纷开业之后，省级书市、书展已不为业者所重视。书展以一种变化了的新的态势出现。

　　上海书展自2004年开始每年一届，已成为上海市民期盼的文化盛宴、出版界的年度大事和政府创建全民阅读活动的抓手。上海书展展示并销售各类图书、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动漫产品、网络游戏、进口原版图书等，并展示印刷设备、木刻水印、书籍装帧艺术等产业相关构件，体现出版的丰富内涵和衍生展出产品。书展中，各种活动热闹非凡，有新书发布、签名售书、名家访谈、研讨论坛、义卖咨询、讲座比赛等，体现多元价值、富有时代气息的传统出版业与时尚展、消费热的融合。

　　上海书展为全国同业打造了一个集图书展示、交流、交易和研讨的平台，成为上海首发、全国畅行的社会化参与、市场化运作、人性化服务的新型书展运作范式。

　　现在，几乎在每个省会或主要城市都有同类书市、书展、书博会、读书节、阅读节，它们已经成为全民阅读的一个重要载体。

　　由于高校扩招、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公共图书馆文献购置费逐年增加等多种原因，导致图书馆文献采购量在连续10年中年平均增长约40%至60%。现在每年中文图书采购约占中国整个图书市场年销售额的十分之一。

　　馆配市场首先由民营书业培育起来。北京人天书店、广东大音、湖北三新等一批民营公司从采编业务中受到启发，利用其私营经济的灵活、先进的计算机编目技术和资金优势，抓住了图书馆级别评估带来的采购机会，成功打入了这个市场。

　　2005年前后，新华书店开始在资金、人力、设备等方面集合力量，利用长期形成的信誉、货源优势大举进入馆配市场，与原先不在同一竞争线上的民营公司一起参与馆配市场的投标。馆配招标，客观上使馆配市场竞争更加公开化、白热化并导致利润降低、服务加强。新华书店因为有网络信息优势、现采订货配送优势，成为馆配市场上的主要力量。

　　教材流通，经过包括招投标等尝试后，开始建立由省级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的格局。

　　当当网1999年11月上线，面向全世界网上购物人群提供近百万种图书、音像、软件等产品的在线销售。它的出现，无疑给国内书业的传统发行模式一个猛烈的冲击。次年1月，卓越网上线，主营音像制品、图书、软件、游戏、礼品等流行时尚文化产品。自此当当网与卓越网走上“两雄争霸”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书业网购的时代。2009年，当当网图书销售达22亿册，超过任何一家省级发行集团的一般图书销售总量。

　　2010年6月，四川文轩网全年销售增长率逾400%，远超传统行业平均增长率。2010年11月，京东商城图书频道上线元售书”的促销广告，宣布正式涉足图书领域。

　　网络销售已成为读者购书获取优惠便捷的新空间。实体书店进入盈利临界点。新华书店的利润率大概只有6%。实体书店售书成为单体难以经营的项目。

　　线上售书渠道增长，当当、京东等平台电商在图书销售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凭借价格优势、品种丰富、配送便利等特点，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线上渠道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对线下实体书店形成冲击。

　　面对线上渠道的冲击，实体书店开始寻求转型之路。一些书店追求从建筑、装饰等氛围打造最美书店入手，通过打造特色主题书店，举办文化主题活动，提供咖啡、文创等增值服务的方式，提升书店的体验感和文化氛围，吸引读者到店购书消费。

　　与此同时，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渠道迅速崛起，成为书业新阵地。书业入驻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推荐、直播带货、图文分享等方式进行图书营销和销售。

　　随着新媒体渠道的加入，图书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媒体渠道凭借其强大的流量优势和用户基础，对传统电商平台和实体书店构成了有力的竞争；另一方面，书业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为了在新媒体渠道上获得更多的曝光和销售机会，书业部门需要不断提升内容创作和营销策划能力，加大在新媒体渠道的投入和布局。

　　自2021年开始，书业渠道进一步多元，除了传统的电商平台、实体书店和新媒体渠道外，社群电商、内容电商、直播电商等新兴渠道不断涌现，为销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元化的渠道格局，书业开始注重精细化运营，利用数据驱动决策，通过对销售数据、用户数据、市场数据等的分析和挖掘，了解市场需求和读者喜好，优化选题策划、内容创作和营销推广等环节，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人工智能技术在书业的应用逐渐深化，为行业带来了新的变革和发展机遇。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书业正在加速变革与转型。一方面，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如开展知识付费、会员服务、IP衍生品开发等业务，拓展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行业内的整合与重组也在加速进行，一些小型出版机构通过合并、收购等方式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提升市场竞争力。

　　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出版机构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发行渠道和服务体系，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购书体验。例如，一些实体书店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实现现象级作品线上线下同价、线上下单线下取书等服务；一些电商平台则通过开设线验店、举办线下活动等方式，增强用户的黏性和体验感。

　　2025年1月2日，辞海编纂处和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举行“实体书店”名词审定会，来自出版发行界、辞书编纂界的十多位专家围绕实体书店的定义、分类、经营模式及发展趋势等展开讨论，并最终确定了“实体书店”的名词解释：亦称“线下书店”。“实体书店”是与网络书店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有固定的营业场所，相应的设备、人员配置、管理制度，以出版物为主营商品。在中国大陆开设实体书店，须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根据出版物类别，可分为综合书店和专业书店，综合书店经营出版物类别齐全或相对齐全，专业书店经营某一类或某几类出版物；根据经营模式，可分为连锁书店（直营店、加盟店）和单体书店；根据面积大小，可分为超级书店、大型书店、中型书店、小型书店。

　　此次发布的“实体书店”名词解释，不仅为行业提供了明确的界定，也为政府监管、市场运作和学术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大家一致认为，明确实体书店的定义有助于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实体书店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在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正在通过出资扶持等措施推动实体书店转型、融合，例如北京市每年投入一个亿支持实体书店运营。但面对多元经营、融合经营、网络平台迭出等现实，国有、民营书店依旧盈利困难。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落实定价制、进一步严厉打击盗版，继续对实体书店予以扶持，更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实体书店能够再次迎来它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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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至9月26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办的走进新国企·解析《国家工业密码》“新长安路上的摇滚”活动在中国长安汽车举办。多名媒体代表共同深入中国长安汽车科研、生产一线，探寻其在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世界一流汽车集团进程中的突破与成就，共同解锁“新央企·新长安”的高质量发展密码。

　　为系统追溯中国长安汽车的发展历程，媒体代表们走访了多个承载长安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从见证蜕变的原总部区域，到镌刻制造历史的江北发动机工厂旧址，再到留存职工生活印记的老家属区……最终走进由长安汽车前身改造而成的“洋炮局1862”文创园，一路探寻，清晰梳理出中国长安汽车从筚路蓝缕到迈向一流的奋斗足迹。

　　在回顾历史、建立整体认知的基础上，代表们进一步走进中国长安汽车的“科技腹地”，通过安全技术、智能制造、智能网联、研发创新与试验验证五大核心场景，切身感受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成果与硬核实力。

　　长安汽车碰撞安全试验室是国内首个具备主被动安全融合测试能力试验室，覆盖全球碰撞法规及全球NCAP开发测试能力。累计打造20余款C-NCAP五星车型、10余款中保研C-IASI GOOD车型，其中，深蓝S07斩获欧洲NCAP五星及2024年度乘员保护全球最高得分纪录，以硬核数据诠释安全即豪华。

　　从安全保障转向智能制造，长安汽车数智工厂展现了汽车制造的未来形态。这座由长安汽车联合华为、中国联通等顶尖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的超级工厂，代表了行业领先的柔性制造水平，能够实现高度定制化生产。工厂依托云计算、大数据、AI及全域5G技术，实现全工厂高度智能化运作，先后获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汽车制造超级工厂、最佳节能减排奖、万兆标杆工厂、最佳移动互联经济创新奖等重要荣誉，充分彰显集团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标杆实力。

　　长安汽车天枢智能实验中心于2024年10月全面建成投用，该中心作为长安汽车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平台，聚焦智能网联测试业务，获得了政府、权威国际测试基金会及行业相关单位的高度认可。着力打造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六大实验集群，成为推动长安汽车“新央企、新长安、新安全”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

　　承载长安汽车智能制造与顶尖安全技术的，是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所构筑的强大创新引擎。该中心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已连续7届、累计14年位列行业第一，彰显出卓越的研发实力。作为面向全社会打造的开放式共享智慧研发平台，中心的投入运营，标志着长安汽车正式迈入“开放共享、全球协同”的研发4.0时代。这一科研高地在重庆、意大利、英国、德国等地构建起“六国十地”的全球协同研发网络，实现资源统筹与专业分工。中心持续汇聚全球优势资源，致力于打造国际领先的汽车研发与试验验证体系，拥有行业唯一的“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长安汽车的技术领先与产品创新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本次探访中，媒体代表走进长安汽车西部汽车试验场（垫江），深度试乘体验阿维塔等最新车型的综合驾驶功能，作为长安汽车研发验证的“终极考场”，其宏大的规模与顶尖的配置令人震撼。该试验场总占地面积达3500亩，相当于5555个标准篮球场的总和。这里布局了14条功能各异的专业试验道路和70余种特殊路面，能够全面满足从基础性能到耐久可靠性的严苛试验需求，年测试总里程超过20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行驶500圈。这一系列数字，生动诠释了长安汽车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也为“新长安”打造世界一流产品的承诺提供了坚实保障。（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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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发挥工程咨询行业在规划编制、投资决策、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智力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助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围绕推动工程咨询行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数字化、国际化，提出了加快推动工程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四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把握行业发展定位。工程咨询行业作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咨询和管理服务。

　　二是推动行业创新发展。大力推广全过程工程咨询。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加强建筑信息模型、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利用。推动构建多元化咨询服务体系，鼓励服务模式创新。

　　三是加强支撑能力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职业资格评价、登记和继续教育相关制度。完善行业制度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工程咨询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工程咨询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四是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严格规范工程咨询从业行为，强化工程咨询从业人员和所聘专家从业行为合规管理。完善行业自律管理机制，推进行业诚信建设。加大行业监督执法力度。

　　编者按：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专家学者们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相关方面负责、部分省区民族工作部门相关齐聚一堂，共同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奋进力量。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年。六十年来，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西藏六十年发展历程，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西藏智库常务理事、原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剑峰教授在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上做交流发言，他用详实的案例与数据回顾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践成就。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年，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治理体系，有效保障了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治权力行使，实现了从制度建构到治理效能的深刻转变。”王剑峰教授说。

　　政治参与权利的制度化保障，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196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2024年数据显示，西藏全区四级人大代表共42153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比8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西藏代表24名，少数民族代表占66.7%，门巴族、珞巴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均有代表。在政协系统中，29名住藏全国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委员占86.2%。这一代表结构充分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政治权利平等和各民族代表性的保障作用，使各西藏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依法治藏全面实施，民族团结制度化常态化。2020年5月施行的《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是西藏首部民族团结地方立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法律规范，规定每年9月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该条例明确要求保护和发展格萨尔、藏戏、藏医药等传统文化，并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作为宣传教育载体。

　　王剑峰教授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西藏速度”。在中央财政支持、内地，以及地方发展政策的三重驱动下，西藏实现了从封闭型自然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变，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西藏同时以清洁能源、数字技术、高原特色绿色农业带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总量跨越式增长。2024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27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65年的155倍，年均增长8.9%。地方财政收入达277亿元，是1965年的1258倍，年均增长12.9%。

　　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目前，西藏构建了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交通体系，2024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铁路运营里程1359公里，国际国内航线条。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2024年接待游客638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46亿元。高原轻工业取得突破，“雪莲花”高原炊具累计销售120万件，销售额5亿元。

　　王剑峰教授表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在社会建设层面，突出体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以民生改善作为核心目标，通过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系统性投入，实现了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教育跨越发展。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仅有1所现代学校（昌都小学），现已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从旧西藏不足2%提升至100%。西藏在全国率先实施15年公费教育。西藏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建成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医疗网络，农牧民健康体检全覆盖。西均预期寿命从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72.5岁，包虫病等地方病救治成功率达100%。

　　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生活品质飞速提升。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78元，是1965年的19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444元，是1965年的121倍。

　　资料图：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西人健康”义诊活动中来自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徐亚伟教授为西藏小朋友听诊筛查 摄影：赵振宇

　　王剑峰教授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了“保护中发展、发展中创新”的文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完善，现有各类非遗项目1000余项，涵盖10个资源种类。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遗项目89个，自治区级项目323个。国家累计投入14亿元用于寺庙维修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等55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科学修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都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在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藏语文学习使用也得到有效保障。公共领域藏语文应用广泛，西民广播电台藏语节目每天播音21小时15分钟，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24小时播出，西民出版社设有专门的藏文编辑室、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以专业藏文文献出版为特色。西藏2024年出版藏文图书超过540种。在司法、行政等公共服务领域都提供藏语服务。各级各类学校也都提供藏语课程。在西藏大学和西族大学设有藏语文学专业。实现藏汉双语并行，既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护。颁布《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依据国家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政策，制定并实施《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西藏自治区大型宗教活动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法规。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下，宗教活动正常开展，萨噶达瓦节、展佛节、跳神节等40余种宗教节庆得以传承。除藏传佛教外，西藏还有清线座，各种宗教平等开展活动。

　　“西藏自治区六十年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实际，是西藏繁荣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制度保障。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王剑峰教授说。（中国西藏网 记者/赵振宇 根据王剑峰教授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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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李四龙：汉藏佛教交流推动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同

　　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详细]

　　9月25日至26日，以“凝心铸魂·团结奋进”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在举办。[详细]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京（2024）0000004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需要被深刻记录与解读。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忠实记录者和理性分析者，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以严谨、专业的学术视角和科学方法，探寻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宝贵经验，为新征程提供历史启迪与智力支持。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聆听他们讲述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发展同频共振的学术历程。

　　从百废待兴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落后到全面开放，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新中国76年的征程，是在应对无数风险挑战中不断开创奇迹的历程。

　　“新中国史是一部持续演进、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宋月红从事国史研究二十余载。他向记者梳理了新中国发展的主要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作为一名国史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够亲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并通过治史修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绵薄之力，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宋月红表示，深入国史研究，使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和“两个结合”的重大价值，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前行方向的根本所在。

　　学者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表示，新中国76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自信、创造奇迹的奋斗史诗。

　　“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一切历史性成就、发生一切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成绩来之不易。”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新宁谈到，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戴立兴强调，新中国史既是党和国家的奋斗史，也是亿万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书写中国奇迹的实践史。坚持党的领导，凝聚中国力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迈向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改善……76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史研究作为时代变迁的镜像，其发展脉络与新中国的前进步伐紧密相连。

　　回顾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朝峰将其划分为几个重要阶段。研究起步阶段，以的《中国的三十年》、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等为代表的著作，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围绕“决议”精神深入展开的新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史研究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重要著作问世，学科理论建设取得基本共识。

　　“进入新时代，国史研究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长足进步。”赵朝峰介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四史”学习的深入开展，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和《新时代这十年》等教材的编写，促使“新时代伟大变革”成为研究热点，相关专题史、专门史研究蓬勃兴起。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国史研究开拓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答才表示，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新中国70多年探索的结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经验，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河南大学特聘教授王瑞芳则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为国史研究提供多重新视角。例如，从“制度变迁”角度观察国家发展脉络；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视角分析各项改革的关联互动；从“治理现代化”维度考察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的重塑；通过“国际比较”视角，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演变。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如同蕴藏丰富的宝库，亟待国史研究者运用新方法、新视角进行深入挖掘与解读。

　　面向未来，国史研究如何更好地记录新时代、阐释新思想、服务新征程？习在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这为新时代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宋月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新中国史的一条主线。国史研究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深刻揭示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应着力加强新中国国家学说与历史理论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内核，深化通史研究和国际比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深入研究国史，对于深刻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规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至关重要。戴立兴提出，国史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史，研究好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国情，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同时以历史事实彰显党的执政伟绩，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经验。

　　“坚持人民立场是国史研究的根本立场。”张新宁表示，国史研究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新时代改革实践释放出海量的政策文献、数据资源与实践案例，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王瑞芳表示，跨学科融合、研究方法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叙事体系以及公众日益增长的历史认知需求，都将推动国史研究走向繁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赵朝峰说，研究者需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战略举措、变革实践、突破进展和标志性成果，深刻领会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要用心书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壮丽史诗，增强全民族的自豪感与凝聚力。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卷常答常新。国史研究必将与时代同行，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复兴伟业汇聚更磅礴的智慧力量，书写更为璀璨的时代华章。

　　近年来，沈阳市于洪区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推动代表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努力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优化代表“家站点”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家站点”建设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功能定位、建设标准、工作方式和组织保障，明确了“八有”建设标准。各街道人大工委严格按照于洪区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相关制度、落实建设标准、安排专人负责，加速推进“家站点”迭代升级，确保制度完善、管理规范、档卡齐全、设备保障。

　　打造特色代表专业小组。结合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按领域动态调整了法律服务保障、社区治理、教育卫生等10个代表专业小组。将代表履职融入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通过实地走访、数据分析、邀请专家论证等方式，形成有针对性的建议，既解决了基层治理中“专业性不足、协调力不强”的痛点，也让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渠道更精准、作用更实在。

　　建成全市首个主题公园。于洪区全过程人民民主主题公园位于南阳湖街道恒大社区，总面积6913平方米。公园以“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方式，让群众在休闲互动中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成为基层治理的“微平台”。结合人大代表联络站、联系点的功能设置，这里成为代表接待群众、收集民意的“流动站点”，也是邻里协商解决小区问题、共同商议社区规划的“议事空间”。“公园+治理”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治理场所的局限，让民主协商更贴近群众生活，让基层决策更能反映群众真实需求，从而推动治理方式从“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实现基层治理效能与群众获得感的双向提升。

　　健全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机制，以制度化推动“两个联系”走深走实。实施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轮值制，充分调动每名委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延伸联系路径，将全区1900多名基层网格员全部纳入联系对象，并将每季度的25日设置为“代表接待选民日”，组织代表走进社区食堂、于快小哥爱心驿站、全过程人民民主主题公园等惠民场所，面对面倾听民意、汇集民智。通过召开代表参与基层治理座谈会、加大履职优秀代表宣传力度等方式，引导代表走进基层单元，开展一线监督察实情，实现问题化解在基层、共建共治在基层。

　　规范意见建议办理机制。完善代表建议提出、交办、办理、答复、评价等工作流程，建立“开门办理”机制，全面实现“办前有联系、办中有沟通、办后有回访”。成立由常委会主任统筹领导，副主任牵头的4个督办小组，采取现场视察、调研、听取汇报、与代表座谈、“面对面”协商等形式，有力地推进了《关于增设人行道方便居民出行的建议》《关于保障食品安全的建议》等代表建议的解决。

　　健全代表参与激励机制。制定代表履职考核办法，从参加会议情况、提出建议质量、联系选民情况、参与治理成效等方面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选优秀代表和推荐连任代表的重要依据。每年对优秀代表进行通报表扬，激发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代表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推动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持续加大代表培训力度。制定年度代表培训计划，采取集中授课、外出考察、以会代训等形式，组织代表学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法律法规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代表的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每年举办代表培训班不少于3期，培训代表500人次以上。

　　始终提供工作经费支持。将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照每名代表每年2400元的标准落实代表活动经费，从制度层面消除了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后顾之忧，让代表能够更专注于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从而更好地将群众意见融入基层决策过程，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民主化水平。

　　不断加强参与治理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展示代表履职风采，营造全社会支持代表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良好氛围。每年在全国人大和省市人大各级媒体发表代表工作宣传稿件10篇以上，提升代表工作的影响力。

　　落实省市人大工作部署。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三为一做”实践活动部署和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开展“发挥桥梁作用，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实践活动，深化代表与“一府一委两院”协同联动，增进代表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推动代表“上联部门、下联群众”，不断激励、提升代表履职尽责的积极性，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注入活力。今年以来，先后围绕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建设等议题召开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组织代表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有效路径，助力基层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主题活动提升履职质效。组织开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百名人大代表联系万名人民群众” 主题活动，推动人大代表更主动地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倾听群众对基层治理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 “声音” 转化为推动工作的 “思路”，让代表履职始终围绕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推动解决一批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让治理更精准地对接民生需求。区人大代表张浠震把履职重点放在为企业服务上，定期走访区内企业，为企业“嗅商机、寻合作”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区人大代表于厚亮常态化开展高质量的法律咨询服务，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调解群众矛盾；区人大代表姜广祥组建爱心车队，关爱特殊乘客，资助贫困学子，救危扶困显担当；区人大代表那阳坚持以文化促两邻，弘扬民族文化，推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

　　履职热情融合基层治理。持续深入开展“振兴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将人大代表的履职热情与基层治理需求深度融合。以“先锋姿态”激活治理动能、 破解基层难题，以“行动自觉”强化协同共治、凝聚治理合力，以“履职实效”夯实治理根基、提升治理效能。人大代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治理痛点，通过实地调研、蹲点走访，组织群众参与协商，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家门口”服务，让治理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同”，显著提升基层治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市人大代表李玲、区人大代表王旭初等积极投身爱心广场建设，助力公益事业发展；市人大代表宋翠玲、区人大代表张晓悦等，充分发挥社区干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优势，服务保障社区治理，协调解决各方矛盾问题，推动发展群众身边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区人大代表于铁、刘莉、从彪、张勇男等，分别在卫生、养老和推动全民健身等领域发挥各自作用，助力基层治理。

　　通过推动代表参与基层治理，沈阳市于洪区人大常委会有效发挥了代表在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下一步，于洪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进一步激发代表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从“共和国有色工业的长子”到国内A股有色冶金行业整体上市的大型国企，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70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将“质量”作为贯穿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在质量强省战略的引领下，这家企业以标准为基、以品牌为翼、以创新为魂，走出了一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质量求效益，以信誉求市场，以品牌求发展，打造线字质量方针是白银有色的发展准则。自2017年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以来，企业将质量管理延伸至全供应链、全产业链与产品全周期，构建起“一体两翼转型升级锻造全要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仅在2019年斩获第六届甘肃省人民政府质量奖，更在2023年顺利通过复评，持续保有省级质量奖荣誉。

　　目前，白银有色总部及重点冶炼单位已实现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合一”，通过每年固定的内部审核与第三方外部审核，确保从矿山采选到产品出厂的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达标。数据显示，企业具备矿山采选2200万吨、铜铅锌冶炼80万吨、黄金100吨、白银1000吨的年生产能力，庞大产能的背后，是“质量零容忍”的坚守。

　　在品牌布局中，白银有色的“质量基因”清晰可见。企业培育的“白银牌”“Ibis（红鹭）”“BNMC”“敦煌”“西铜”五大品牌，累计拥有26个商标，其中“白银牌”“敦煌”连续获评甘肃省著名商标，“Ibis（红鹭）”两度被认定为国家驰名商标，其旗下锌锭、铅锭在LME注册，阴极铜、锌锭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注册，成为国内外市场认可的“质量标杆”。

　　2024年，白银有色再添质量新荣誉“红鹭Ibis牌”锌产品成功通过甘肃省第一批“陇字号”产品品牌认证，成为省级品牌阵营中的有色工业代表。这些品牌产品远销全国及海外，凭借稳定的质量赢得了高市场占有率与消费群体信赖，让“白银制造”的质量口碑传遍全球。

　　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技术创新与标准引领。截至目前，白银有色累计申请受理专利814件，获得授权专利528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11件，以技术突破为产品质量赋能；同时，企业累计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50余次，现行有效标准47项（其中国家标准21项、行业标准26项），成为有色行业质量标准的重要参与者与制定者。

　　在绿色与智能质量发展领域，白银有色同样成果显著：创建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甘肃德福公司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长通电缆公司等4家企业获评甘肃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家子公司跻身高新技术企业行列。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企业质量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其以高质量发展助力行业转型的责任担当。

　　从“一五”时期的重点项目到如今的中国企业500强（2024年位列280位），白银有色以70年的坚守证明：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更是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未来，这家有色工业巨头将继续以“真金白银”的品质，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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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造到下水再到海试，一直都备受关注，现如今大家更是对它的入列无比期待。

　　福建舰，舷号18，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于2022年6月17日正式下水，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是全球首艘采用常规动力电磁弹射技术的航空母舰。

　　2023年11月30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回应福建舰相关问题时表示，福建舰正在开展系泊试验。

　　2024年5月8日，福建舰圆满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试航期间，福建舰完成了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一系列测试，达到了预期效果。

　　2025年9月12日，海军新闻发言人冷国伟海军大校介绍，福建舰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

　　从2024年5月福建舰启动首次海试，至2025年9月宣布完成关键弹射试验，在一年多时间内顺利开展多次海试，进度远超预期。

　　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完成，人民海军三航母时代即将到来，拥有三艘航空母舰的人民海军远海护卫能力和防卫能力都将会大幅提升。

　　未来福建舰是否会和辽宁舰、山东舰组成双航母编队？电磁弹射和滑跃起飞两种方式的航母如何进行融合训练？

　　总事观察员 魏东旭：福建舰与山东舰或辽宁舰可以构成双航母编队体系。而且不是1+1＞2这么简单，两个航母可以形成更为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

　　山东舰和辽宁舰上目前没有配备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如果利用福建舰上的空警-600，就可以带动两艘航母上的舰载机编队进行协同作战。整个舰载机体系的环境感知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也可以起到互为备份的作用。比如说其中一艘航母因为某种情况，舰载机无法着舰，另外一艘航母就要扮演临时海上移动机场的角色，让A航母上的舰载机到B航母上进行着舰。在作战使用的过程中，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会更强。

　　航母福建舰已经完成了多次的海上测试，全舰状态非常好，已经达到了技术要求。平台靠谱、舰载机靠谱，新的舰载机已经具备了实战化能力，激动人心的时刻指日可待。

　　北京时间6月29日10时03分，搭乘3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于内蒙古中部草原上的“神九”任务主着陆场预定区域顺利着陆，返回舱目视烧蚀正常、外观良好。在13天的太空飞行中，3名航天员圆满开展进驻天宫一号、首次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医学和空间实验等一系列太空工作与生活。

　　小至婴儿纸尿裤、纯净水净化技术，大至卫星导航系统、数控系统，都是缘起于航天科技，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慢慢“走下神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现今尖端的航天技术，未来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仍未可尽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2010年这一天的18时59分57秒，“嫦娥二号”探月卫星在四川西昌大凉山峡谷深处腾空而起…… 选择这个有意义的时间，科学家们说并不是“有意”的。这似乎可以说是“天意”，因为，10月份只有3天可以实施运载火箭发射，每天允许发射的时间范围仅有35分钟。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宇航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方”则认为，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

　　从“哥伦比亚”号到“阿特兰蒂斯”号，30年间，航天飞机曾经承载多少荣光，又经历多少眼泪，确实一言难尽。无论如何，它的最终退役是载人航天发展的一个拐点。正如美国航天局局长博尔登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0年12月18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至此，今年我国共进行了15次航天发射，全部获得成功。第7颗北斗导航卫星是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也是我国今年连续发射的第5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此诞生。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发展方针。

　　根据中苏1957年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1960年之前，前苏联给中国提供建全火箭研究、试验机构并仿制苏式导弹的援助。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之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火箭装备史上的转折点。1960年2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迈出了中国航天史上关键的第一步。

　　1964年6月，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航天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64年11月23日，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1970年4月，“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本国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地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后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

　　1982年4月13日，中央决定成立航天工业部。1988年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1993年6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在北京成立。

　　到1998年，中国已成功发射16颗返回式卫星，且卫星回收的成功率高达100％，世所罕见。1984年4月，中国用“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自行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85年10月，中国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的发射业务。1990年4月，中国成功地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亚星公司购买的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正式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1998年5月，“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

　　截止到1998年，中国已研制成功可供商业发射服务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有：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二号C、长征三号、长征四号和长征二号E（捆绑式）；研制发射成功科学试验、技术试验、空间遥感、气象、通信广播等不同种类的人造卫星。中国已成功地进行了44次航天发射，共发射50颗人造地球卫星，其中包括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17颗卫星。

　　到1994年初，已形成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体系。有27万名员工，其中有30％为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高级专业人员近4万。

　　1994年，航天总公司为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规章，确保在技术和管理上不出任何问题，决定把每年3月22日定名为“航天质量日”。

　　1996年，中国在卫星研制中试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总经理拥有技术决策权、行政指挥权、奖惩权及国内归口项目协调权。这是中国空间技术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

　　1996年10月16日，由国防科工委、航天工业总工公司联合发起组建的中国航天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颁奖仪式上，170名航天功臣、4个航天战线先进集体获奖。

　　截至1996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已有8种型号投入使用，形成“长征系列”，并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在已进行的43次航天发射中，成功率达87％，共发射的48颗卫星，其中有38颗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国内卫星，包括静止轨道卫星7颗、气象卫星2颗、返回式遥感卫星17颗、科学技术卫星12颗。

　　1998年4月2日，是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成立40周年之日。其间，共获得了375项重大科技成果奖。

　　1998年5月2日，“长二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第四次发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具备参与国际中低轨道商业发射市场竞争能力。国际合作：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

　　1987年至1988年，中国发射返回式卫星为法国和德国搭载微重力实验装置取得成功，揭视了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1990年4月7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美国制造的“ 亚洲1号”通讯卫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服务市场；

　　1990年7月16日，我国最新研的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发射，将巴基斯一颗科学实验星送入轨道，表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长征系列火箭和火箭固体发动机等产品投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截至1996年已先后与70个国家建立了航天领域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1997年12月8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二丙”改进型火箭首次发射铱星成功，将美国两颗铱星送入预定轨道。

　　“九五”期间，中国航天业将进一步提高卫星性能价格比，力争到2000年实现卫星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1998年3月26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研制生产的 “长二丙”改进型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设计制造的两颗“铱星”，并送入了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五十次飞行。

　　1999年11月21日3时41分，我国发射的第一艘试验飞船在完成了空间飞行试验之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艘飞船是20日6时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新型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起飞约10分钟，飞船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试验飞船和运载火箭，均为我国自行研制。试验飞船没有载人。

　　（新闻联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日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规划所确立的教育领域各项目标任务已全面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时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新突破，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已经形成。持续推进大中小学一体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坚持“健康第一”，全面落实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各地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逐步成为现实。

　　“十四五”时期，普惠优质教育公共服务取得新突破。中国已经建成规模最大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今年学前一年免费政策已惠及1200多万儿童，全国2895个县域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大力推进县中改革，办学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十四五”时期，教育服务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职业教育供给了现代产业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推进人才供需适配改革，教育部定期更新发布急需学科专业清单，2023年以来，学科专业点调整比例超过20%。高校在生命科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国经济保持韧性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